*在雲 (1905~1982)在雲，湖南湘鄉縣人。生前任國家醫藥管理總局顧問、五屆政協全國委員、中國藥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化工學會理事、衛生部藥典委員會委員。早年在湖南錫礦山從事礦工運動，1932年北平軍醫學校藥科畢業。1935年到延安，先後任中央軍委衛生學校、中國醫科大學教員，中央軍委衛生部材料科科長，材料廠廠長。1946年到東北，先後任東北軍區衛生部藥科專門學校校長、瀋陽藥學院院長。解放後歷任東北製藥總廠廠長，輕工業部醫藥管理局副局長，化工部醫藥司司長，中國醫藥工業公司經理，國家醫藥管理局總局顧問。擔任東北製藥總廠廠長期間，在其領導下於1950年成立研究室，研製出抗瘧藥、飲水消毒藥、殺蟲藥、抗生素等，並先後建成二二三、磺胺藥、維生素C等 間。他很重視科研工作，1960年組織建立了北京醫藥工業研究院，到1982年為止，取得科研成果200餘項。

*湘鄉之窗 2006-4-1 9:43:30 作者：（作者:譚立人 龍在希）【字型大小：大 中 小】【保護視力色 】【關閉窗口】
1982年3月7日《人民日報》刊登訃告：“國家醫藥管理總局顧問、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藥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龍在雲，於1982年2月24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根據龍在雲同志生前遺願及其家屬的意見，喪事從簡，不開追悼會，遺體獻給國家作病例解剖。龍在雲是湖南省湘鄉人，從青年時代起即投身革命事業。192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從事礦工運動、党的地下交通工作；抗日戰爭期間任延安中國醫科大學教授等職；解放戰爭期間任東北軍區衛生部藥科專門學校校長、瀋陽藥學院院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輕工業部醫藥管理局副局長、化學工業部醫藥司司長、中國醫藥工業公司總經理等職。”　　 1905年11月19日，龍在雲出生於湘鄉市虞唐鎮厚長村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六歲喪父。孩提時代讀過私塾，後考入湘鄉縣立雙峰高小讀新書，1923年考入長沙協均中學，1926年春考入湖南醫藥專門學校，適逢大革命高潮，接觸了進步人士，閱讀了《新青年》等進步書籍，積極參與各種群眾集會，多次聆聽謝覺哉、徐特立等的講演，勇敢地投身於革命運動。1926年初夏經謝覺哉、李維漢介紹，這個剛滿20歲的熱血青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編在長沙市最早的共產黨支部之一的李維漢支部。從此，龍在雲把自己的命運和黨的事業聯繫在一起，不畏艱難險阻，始終站在革命鬥爭的風口浪尖上，表現了早期共產黨員的堅強信念、無私無畏的高尚品德；他為創建新中國強大的醫藥工業，自力更生、堅韌不拔、鞠躬盡瘁，幾十年如一日刻苦鑽研國內外醫藥科技知識，不斷提高自己的專業技術水準，他善於繼承發掘祖國中醫藥寶庫，宣導中西醫結合，勇於探索，改革醫藥工業管理模式，表現了一位元高級幹部、專家學者把畢業精力獻給祖國的高尚情操；他始終發揚密切聯繫群眾、艱苦奮鬥、勤儉辦事、勤儉持家、以民為本、廉潔奉公的精神，表現了一個人民公僕的本色。半個世紀的奮鬥生涯，為黨和人民創建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再苦再累再危險也要跟著黨幹革命” 1927年春，黨派龍在雲到湖南新化錫礦山從事礦工運動。他先後擔任工人夜校教員、礦山黨支部組織股幹事，協助創建工會和工人糾察隊，抗擊土匪，繳奪礦商武裝。以後參加北伐軍攻打長沙的武裝鬥爭。5月發生“馬日事變”，一時腥風血雨，使年輕的共產黨基層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龍在雲被列入捕殺的黑名單，幸有好友事前發覺告知營救，潛回鄉間，逃脫虎口。 1928年春，龍在雲考入北平軍醫學校。在校參加了反帝大同盟，並找到了黨的地下組織。1932年秋在軍醫學校藥科第7屆畢業。畢業後在南京天生藥房任藥師，1935年在上海開辦一藥房，以藥師和藥房經理身份作掩護，做黨的地下交通工作，傳達黨的文件、指示，護送幹部、輸送武器彈藥和醫藥用品。還結識了葉挺、陳賡、宋慶齡、雷潔瓊、史良等革命志士，結識了一批老醫藥專家。 1939年1月到達延安革命根據地。一路上歷盡千辛萬苦，當時龍在雲偕同妻子帶著出世不久的女兒，途經湖南、貴州、四川、甘肅等省，一路與饑餓、病魔作鬥爭，承受著途中女兒病死的悲痛，到延安時他骨瘦如柴，衣衫襤褸，疾病纏身。在延安龍在雲先後擔任中央軍委衛生學校、中國醫科大學教授，中央軍委衛生部材料科科長、材料廠廠長等職。這幾年間，正是中國人民在党的領導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和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對解放區嚴加封鎖的時候，為了支援前線，需要培養大批的醫藥衛生幹部，需要大量的衛生材料。在延安環境十分艱苦的情況下，龍在雲不辭辛苦，埋頭苦幹，做了大量的工作，為抗日戰爭和後來的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在回顧這段歷程時，他感慨萬千，歸納成一句話：“再苦再累再危險也要跟著黨幹革命。”在此後的幾十年革命生涯，無論是1946年奉命去東北建設鞏固革命根據地，還是在“文革”期間遭受林彪、“四人幫”一夥的殘酷迫害，他始終用這句話激勵自己，堅定信念，毫不動搖，表現了共產黨員對党的無限忠誠和不屈不撓的高尚品德。 “我們非得有自己的醫藥科研事業不可” 龍在雲成長於國家多難之秋，他深感缺醫少藥給中國人帶來的災難；目睹洋行買辦、教會洋人用洋藥勒索中國人的罪惡行徑；他父親是中醫，年剛三十就被病魔奪去了生命；在奔赴延安的路途中，眼睜睜看著染病的女兒因無藥可施離別人世；戰場上為國效忠的戰士因無醫無藥在痛苦中呻吟；在延安八路軍後勤衛生部親耳聽到河北前線傳來噩耗——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因在手術中意外感染無藥搶救，美日帝國主義用細菌和毒氣殘殺我國人民……血淚事實使他深深地認識到，要建設富強的國家，醫藥工業很重要，他立志為振興醫藥事業而奮鬥。1946年6月他離開延安，先後擔任東北軍區衛生部藥科專門學校校長、瀋陽藥學院院長，為党培養了許多醫藥科學技術人才。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東北制藥總廠廠長。他深深感到我國醫藥工業十分落後，他常說：“我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化學制藥工業沒有基礎，原料藥幾乎全部依賴進口，連磺胺噻唑片的原料也要從外國來，我們一定要迅速改變這種落後狀況。”在他的倡議和領導下，東北制藥總廠于1950年初成立了研究室，著手從事急需化學藥品的研究試製工作，同時各分廠也加強了新產品的試製。當時，根據抗美援朝戰爭的急需，研製了抗虐藥白樂君、飲水消毒劑清水龍、殺蟲劑二二三（DDT）和六六六及合成抗生素合黴素等。在他的領導下，東北制藥總廠先後建成二二三、氨苯磺胺、磺胺噻唑、磺胺嘧啶、維生素C以及有關制藥原料中間體的生產車間，並很快投入了生產。 龍在雲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展我國醫藥工業的方針。早在1957年，有一位元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在參觀瀋陽合成藥物研究所時，認為我國研究磺胺藥物、維生素和制藥中間體的生產工藝完全沒有必要，是一種浪費，並提出“蘇聯有現成生產，到時候由蘇聯為你們設計和建設就行了”。當時引起了一部分人思想的混亂和動搖。龍在雲認為外國專家的建議雖然投資少、見效快，但永遠擺缺不了外國的控制，他斬釘截鐵地指出：“蘇聯有，那是蘇聯的，我們非得有自己的科研工作不可。” 龍在雲十分重視科研工作。他把研究單位比作“老母雞”、“生產的源泉”。在他的積極組織下，1960年初化工部在北京成立了北京醫藥工業研究院，先後獲得過200多項科研成果。他非常重視重點藥品生產技術的提高工作，經常根據實際與可能對生產、科研單位的技術人員提出高的要求。例如維生素C品質不穩定，他指示由當時的北京醫藥工業研究院牽頭，組織有關單位成立技術攻關小組進行研究。經過一年的努力，找到了影響品質的原因，使維生素品質得到顯著提高。當維生素C總收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幾的時候，他與有關技術人員座談，提出能否努力提高到60%以上。有幾個重要抗生素的發酵單位還只有4000-5000時，他向有關的生產和科研單位提出要求，要在一、二年內把發酵單位提高到10000以上。他的這些要求，不久都實現了。對於發展生產、降低成本都起了重要作用。龍在雲十分重視中草藥的發展。經常用毛主席的話來教育工作人員：“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他常說：“中華民族能繁榮昌盛，是與使用中藥分不開的。”他十分重視中西醫藥的結合工作。在他的倡議下，1974年在天津召開了全國中西醫藥結合會議，並親自主持了這次會議。會後又親自帶領與會科技人員到北京日壇醫院座談，瞭解中藥在治療腫瘤方面的情況，並組織從事藥化工作的同志與日壇醫院協作，共同進行防治腫瘤中藥的研究工作。他十分重視中西醫藥結合科技幹部的培養。在他的宣導和關懷下，1975年石化部在北京舉辦了全國西藥技術人員中藥學習班，他親自主持開學典禮，給學員提出學習要求。學習期間，經常到學習班瞭解情況，聽取彙報，發現問題及時解決。從而為我國培養了一批中西醫藥結合的工作幹部。在擔任中國醫藥工業公司總經理期間，龍在雲堅定不移地貫徹黨中央、國務院的指示，改革原來的我國照搬蘇聯的一套醫藥工業管理體制，牽頭組建了第一個托拉斯——中國醫藥工業總公司，以後又改為國家醫藥管理總局，實行產、供、銷的統一管理體制，其管理範圍比醫藥托拉斯還要廣泛，更有利於醫藥事業的發展。龍在雲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善於團結和依靠知識份子，放手讓他們工作，支持他們的工作，關心他們的成長，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龍在雲深感科學技術知識的重要性。他堅持自學英語、俄語，能閱讀國外醫學文獻、書刊。對維生素類營養藥、磺胺等消炎殺菌藥、抗生素及其它化學合成藥、生物製劑及重要複方製劑的國內外技術有所研究。他領導、規劃、建設了十大制藥工業基地，親赴蘇聯和東歐國家考察洽談，聘請外國專家，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建立了我國自己的門類較齊全的醫學工業體系。他為振興中華，貢獻了畢生的精力和聰明才智，無愧為中國醫藥工業奠基人的光榮稱號。 “勤儉永遠是我們的傳家寶” 龍在雲自幼記得，他的老家康家灣龍家老屋的大門口用鬥大的字書寫的“勤能補拙，儉以養廉”。這是他祖父的親筆，用以教育後代。這個“家訓”影響了他一生，儘管身居高位、手握著巨額資產的管理、調度、支配大權，然而他從不亂花國家一分錢。在建設醫藥工業近百個專案中，為了使國家有限的投資達到最好的效益，始終堅持上系統、上規模、上先進技術、上品質標準、上全員培訓、上配套服務的“六上”要求，使國家的每一筆投資都達到了預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在自己家庭和個人生活中，龍在雲更是艱苦樸素，克勤克儉。他享受國幹九級待遇，工資不菲，可從不搞高消費，不沾高檔煙酒，不穿高檔服裝，不用高檔傢俱，不坐高級轎車，住普通職工宿舍，就是因公出差，堅持住幹部招待所。家裏來客或去遊覽風景名勝，從不用他的公務車接送。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家裏的電視機、電話機、衣櫃、沙發、床墊等都是用了十幾年的“老”字型大小。有人勸他換新的，他總是說：“勤儉永遠是我們的傳家寶。條件好了，也不能丟掉光榮傳統。”龍在雲的夫人汪瑞英，是參加過1935年“一二·九”學生抗日救亡運動的老戰士，倆口子在愛國奉獻，勤儉節約諸方面，總是互相支持，配合默契，言傳身教，影響下屬，陶冶培養子孫後代。他的兩個兒子和3個孫女都是大學生，有的還留學美國，獲得學位。龍老臨終前把僅有的一點積蓄獎給了3個孫女，每人3000元，鼓勵她們發奮成才、報效祖國。 龍在雲在工作和生活中捨不得多花一分錢，但每月總要交300元以上作黨費（占個人工資的一半）。他在“文革”期間被打成“中國醫藥工業戰線黨內最大的走資派”，被奪權，遭批鬥，住牛棚，先後在黑龍江柳林、河南蘭考的“五·七幹校”“勞動鍛煉”數年。這期間，有關部門只發給每月幾十元生活費。1975年得以平反糾正，官復原職，補發工資數萬元。他把補發的錢全部補交了黨費。 早在六十年代初，他領導一批專家學者編撰新中國第一部藥典。這是一項承前啟後，跨越數千年時空，涉及古今中外的浩大知識彙集和評價系統工程。後因“文革”停編。1975年初從“勞動營”出來後，年已古稀的他又著手組織力量開始藥典編審工作，擔任藥典編審委員會名譽主席。直到身患肝癌期間，仍十分關心醫藥事業的發展，提出自己的建議。龍在雲逝世後，按照他的生前遺願，遺體捐獻給國家作病體解剖，骨灰撒在延安的黃土地上，撒在北京八達嶺的長城內外，少量骨灰伴葬于父親墳頭。


*新中国药学事业的奠基人龙在云


*在云 (1905~1982)
在云，湖南湘鄉縣人。生前任國家醫藥管理總局顧問、五屆政協全國委員、中國藥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化工學會理事、衛生部藥典委員會委員。早年在湖南錫礦山從事礦工運動，1932年北平軍醫學校藥科畢業。1935年到延安，先後任中央軍委衛生學校、中國醫科大學教員，中央軍委衛生部材料科科長，材料廠廠長。1946年到東北，先後任東北軍區衛生部藥科專門學校校長、瀋陽藥學院院長。解放後歷任東北製藥總廠廠長，輕工業部醫藥管理局副局長，化工部醫藥司司長，中國醫藥工業公司經理，國家醫藥管理局總局顧問。擔任東北製藥總廠廠長期間，在其領導下於1950年成立研究室，研製出抗瘧藥、飲水消毒藥、殺蟲藥、抗生素等，並先後建成二二三、磺胺藥、維生素C等 間。他很重視科研工作，1960年組織建立了北京醫藥工業研究院，到1982年為止，取得科研成果200餘項。



*湘乡之窗 2006-4-1 9:43:30 作者：（作者:谭立人 龙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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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讣告：“国家医药管理总局顾问、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龙在云，于1982年2月2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根据龙在云同志生前遗愿及其家属的意见，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遗体献给国家作病例解剖。龙在云是湖南省湘乡人，从青年时代起即投身革命事业。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事矿工运动、党的地下交通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任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教授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任东北军区卫生部药科专门学校校长、沈阳药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轻工业部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化学工业部医药司司长、中国医药工业公司总经理等职。”　　 1905年11月19日，龙在云出生于湘乡市虞唐镇厚长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六岁丧父。孩提时代读过私塾，后考入湘乡县立双峰高小读新书，1923年考入长沙协均中学，1926年春考入湖南医药专门学校，适逢大革命高潮，接触了进步人士，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书籍，积极参与各种群众集会，多次聆听谢觉哉、徐特立等的讲演，勇敢地投身于革命运动。1926年初夏经谢觉哉、李维汉介绍，这个刚满20岁的热血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编在长沙市最早的共产党支部之一的李维汉支部。从此，龙在云把自己的命运和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不畏艰难险阻，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表现了早期共产党员的坚强信念、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他为创建新中国强大的医药工业，自力更生、坚韧不拔、鞠躬尽瘁，几十年如一日刻苦钻研国内外医药科技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他善于继承发掘祖国中医药宝库，倡导中西医结合，勇于探索，改革医药工业管理模式，表现了一位高级干部、专家学者把毕业精力献给祖国的高尚情操；他始终发扬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勤俭办事、勤俭持家、以民为本、廉洁奉公的精神，表现了一个人民公仆的本色。半个世纪的奋斗生涯，为党和人民创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再苦再累再危险也要跟着党干革命” 1927年春，党派龙在云到湖南新化锡矿山从事矿工运动。他先后担任工人夜校教员、矿山党支部组织股干事，协助创建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抗击土匪，缴夺矿商武装。以后参加北伐军攻打长沙的武装斗争。5月发生“马日事变”，一时腥风血雨，使年轻的共产党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龙在云被列入捕杀的黑名单，幸有好友事前发觉告知营救，潜回乡间，逃脱虎口。 1928年春，龙在云考入北平军医学校。在校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并找到了党的地下组织。1932年秋在军医学校药科第7届毕业。毕业后在南京天生药房任药师，1935年在上海开办一药房，以药师和药房经理身份作掩护，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传达党的文件、指示，护送干部、输送武器弹药和医药用品。还结识了叶挺、陈赓、宋庆龄、雷洁琼、史良等革命志士，结识了一批老医药专家。 1939年1月到达延安革命根据地。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当时龙在云偕同妻子带着出世不久的女儿，途经湖南、贵州、四川、甘肃等省，一路与饥饿、病魔作斗争，承受着途中女儿病死的悲痛，到延安时他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疾病缠身。在延安龙在云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卫生学校、中国医科大学教授，中央军委卫生部材料科科长、材料厂厂长等职。这几年间，正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严加封锁的时候，为了支援前线，需要培养大批的医药卫生干部，需要大量的卫生材料。在延安环境十分艰苦的情况下，龙在云不辞辛苦，埋头苦干，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在回顾这段历程时，他感慨万千，归纳成一句话：“再苦再累再危险也要跟着党干革命。”在此后的几十年革命生涯，无论是1946年奉命去东北建设巩固革命根据地，还是在“文革”期间遭受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他始终用这句话激励自己，坚定信念，毫不动摇，表现了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不屈不挠的高尚品德。 “我们非得有自己的医药科研事业不可” 龙在云成长于国家多难之秋，他深感缺医少药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目睹洋行买办、教会洋人用洋药勒索中国人的罪恶行径；他父亲是中医，年刚三十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在奔赴延安的路途中，眼睁睁看着染病的女儿因无药可施离别人世；战场上为国效忠的战士因无医无药在痛苦中呻吟；在延安八路军后勤卫生部亲耳听到河北前线传来噩耗——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因在手术中意外感染无药抢救，美日帝国主义用细菌和毒气残杀我国人民……血泪事实使他深深地认识到，要建设富强的国家，医药工业很重要，他立志为振兴医药事业而奋斗。1946年6月他离开延安，先后担任东北军区卫生部药科专门学校校长、沈阳药学院院长，为党培养了许多医药科学技术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东北制药总厂厂长。他深深感到我国医药工业十分落后，他常说：“我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化学制药工业没有基础，原料药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连磺胺噻唑片的原料也要从外国来，我们一定要迅速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在他的倡议和领导下，东北制药总厂于1950年初成立了研究室，着手从事急需化学药品的研究试制工作，同时各分厂也加强了新产品的试制。当时，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急需，研制了抗虐药白乐君、饮水消毒剂清水龙、杀虫剂二二三（DDT）和六六六及合成抗生素合霉素等。在他的领导下，东北制药总厂先后建成二二三、氨苯磺胺、磺胺噻唑、磺胺嘧啶、维生素C以及有关制药原料中间体的生产车间，并很快投入了生产。 龙在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医药工业的方针。早在1957年，有一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在参观沈阳合成药物研究所时，认为我国研究磺胺药物、维生素和制药中间体的生产工艺完全没有必要，是一种浪费，并提出“苏联有现成生产，到时候由苏联为你们设计和建设就行了”。当时引起了一部分人思想的混乱和动摇。龙在云认为外国专家的建议虽然投资少、见效快，但永远摆缺不了外国的控制，他斩钉截铁地指出：“苏联有，那是苏联的，我们非得有自己的科研工作不可。” 龙在云十分重视科研工作。他把研究单位比作“老母鸡”、“生产的源泉”。在他的积极组织下，1960年初化工部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医药工业研究院，先后获得过200多项科研成果。他非常重视重点药品生产技术的提高工作，经常根据实际与可能对生产、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提出高的要求。例如维生素C质量不稳定，他指示由当时的北京医药工业研究院牵头，组织有关单位成立技术攻关小组进行研究。经过一年的努力，找到了影响质量的原因，使维生素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当维生素C总收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几的时候，他与有关技术人员座谈，提出能否努力提高到60%以上。有几个重要抗生素的发酵单位还只有4000-5000时，他向有关的生产和科研单位提出要求，要在一、二年内把发酵单位提高到10000以上。他的这些要求，不久都实现了。对于发展生产、降低成本都起了重要作用。 龙在云十分重视中草药的发展。经常用毛主席的话来教育工作人员：“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他常说：“中华民族能繁荣昌盛，是与使用中药分不开的。”他十分重视中西医药的结合工作。在他的倡议下，1974年在天津召开了全国中西医药结合会议，并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会后又亲自带领与会科技人员到北京日坛医院座谈，了解中药在治疗肿瘤方面的情况，并组织从事药化工作的同志与日坛医院协作，共同进行防治肿瘤中药的研究工作。他十分重视中西医药结合科技干部的培养。在他的倡导和关怀下，1975年石化部在北京举办了全国西药技术人员中药学习班，他亲自主持开学典礼，给学员提出学习要求。学习期间，经常到学习班了解情况，听取汇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从而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中西医药结合的工作干部。 在担任中国医药工业公司总经理期间，龙在云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改革原来的我国照搬苏联的一套医药工业管理体制，牵头组建了第一个托拉斯——中国医药工业总公司，以后又改为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实行产、供、销的统一管理体制，其管理范围比医药托拉斯还要广泛，更有利于医药事业的发展。 龙在云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和依靠知识分子，放手让他们工作，支持他们的工作，关心他们的成长，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龙在云深感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性。他坚持自学英语、俄语，能阅读国外医学文献、书刊。对维生素类营养药、磺胺等消炎杀菌药、抗生素及其它化学合成药、生物制剂及重要复方制剂的国内外技术有所研究。他领导、规划、建设了十大制药工业基地，亲赴苏联和东欧国家考察洽谈，聘请外国专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建立了我国自己的门类较齐全的医学工业体系。他为振兴中华，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聪明才智，无愧为中国医药工业奠基人的光荣称号。 “勤俭永远是我们的传家宝” 龙在云自幼记得，他的老家康家湾龙家老屋的大门口用斗大的字书写的“勤能补拙，俭以养廉”。这是他祖父的亲笔，用以教育后代。这个“家训”影响了他一生，尽管身居高位、手握着巨额资产的管理、调度、支配大权，然而他从不乱花国家一分钱。在建设医药工业近百个项目中，为了使国家有限的投资达到最好的效益，始终坚持上系统、上规模、上先进技术、上质量标准、上全员培训、上配套服务的“六上”要求，使国家的每一笔投资都达到了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自己家庭和个人生活中，龙在云更是艰苦朴素，克勤克俭。他享受国干九级待遇，工资不菲，可从不搞高消费，不沾高档烟酒，不穿高档服装，不用高档家具，不坐高级轿车，住普通职工宿舍，就是因公出差，坚持住干部招待所。家里来客或去游览风景名胜，从不用他的公务车接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家里的电视机、电话机、衣柜、沙发、床垫等都是用了十几年的“老”字号。有人劝他换新的，他总是说：“勤俭永远是我们的传家宝。条件好了，也不能丢掉光荣传统。”龙在云的夫人汪瑞英，是参加过1935年“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老战士，俩口子在爱国奉献，勤俭节约诸方面，总是互相支持，配合默契，言传身教，影响下属，陶冶培养子孙后代。他的两个儿子和3个孙女都是大学生，有的还留学美国，获得学位。龙老临终前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奖给了3个孙女，每人3000元，鼓励她们发奋成才、报效祖国。 龙在云在工作和生活中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但每月总要交300元以上作党费（占个人工资的一半）。他在“文革”期间被打成“中国医药工业战线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被夺权，遭批斗，住牛棚，先后在黑龙江柳林、河南兰考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数年。这期间，有关部门只发给每月几十元生活费。1975年得以平反纠正，官复原职，补发工资数万元。他把补发的钱全部补交了党费。 早在六十年代初，他领导一批专家学者编撰新中国第一部药典。这是一项承前启后，跨越数千年时空，涉及古今中外的浩大知识汇集和评价系统工程。后因“文革”停编。1975年初从“劳动营”出来后，年已古稀的他又着手组织力量开始药典编审工作，担任药典编审委员会名誉主席。直到身患肝癌期间，仍十分关心医药事业的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龙在云逝世后，按照他的生前遗愿，遗体捐献给国家作病体解剖，骨灰撒在延安的黄土地上，撒在北京八达岭的长城内外，少量骨灰伴葬于父亲坟头。